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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2-11 来源: 幸运飞艇在线精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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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后,消息传出:美国明年1月1日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多关税,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产品,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对这次会晤,全世界都悬着一颗心,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已持续数月,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也挫伤了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虽然白宫的声明称,美方是否额外加征关税还要看此后90天内双方的谈判情况,但国际媒体上大都呈现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通过这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为妥善解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一个好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1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晚餐与会晤结束后,白宫发表声明引述特朗普的话如此评价。

  当天的晚宴和会晤持续了150分钟,远超预定时间。白宫公布的晚宴名单显示,美方出席的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财长姆努钦、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助理纳瓦罗等,既有温和派,也有强硬派。中方与会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部长王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人。多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晚宴以掌声结束。

  “习特会过后,中美同意关税战休兵”,路透社以此为题报道称,中美两国1日同意在激烈的贸易战中停火,包括明年1月1日起不会调高关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维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明年初税率不会提高到25%。白宫称,“中国将同意从美国采购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但购买数额待定”。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2日评论称,美中贸易争端暂时休战,这是一个放松的信号,虽不是关税战的最终结果,但却是一个好的转折点。英国《金融时报》称,中美领导人在柏悦酒店以乐观基调开启了这场至关重要的峰会,这表示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即将休止。

  中美贸易战休兵可能出乎一些人的预料,此次“习特会”之前,美国高盛还称,“贸易战持续升温”的可能性最大。《澳大利亚人报》题为“G20:世界等待习特会是否带来贸易和平”的报道称,毫无疑问,美中元首晚宴上的会谈会影响全球,会谈结果将影响全球股市涨跌、决定世界经济能否从动荡的贸易紧张中得到缓解。《纽约时报》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特朗普摆出一副坚定的姿态。但是,在他的强硬言论和高关税威胁背后,长期贸易战让金融市场和更广泛层面的经济付出的代价令人日益焦虑不安。报道称,特朗普很清楚经济衰退对他总统职位的根基构成的威胁。“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日引述俄罗斯学者萨纳科耶夫的话称,如果中美不再发生争吵那将是件好事,两国建立一个长期磋商机制对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

  下一步是?

  对中美贸易战休兵,日本《朝日新闻》2日称,美中暂停使用加征关税手段是一个好消息,美中关系并没有成为先前一些媒体认为的“新冷战”关系。据《联合早报》报道,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一些分析认为中美将陷入新冷战,在阿根廷出席G20峰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报道称,对中美元首会晤,李显龙表示,希望这将开启更具建设性的步伐,改善中美关系。他说,“会晤不意味着所有问题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解决,但建设性的指示能指出前进方向”。德国《焦点》周刊2日称,欧洲欢迎中美找到解决方案。

  “特朗普从他与中国持续数月的对抗中后退了第一步,同意取消明年1月1日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换取中方购买美国农业、能源以及工业产品”,《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将最艰巨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上周五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中美官员已经讨论了,如果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双方将于12月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称,北京方面的贸易谈判代表将率团将前往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时间暂定于12日至15日。德国电视二台2日引述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学者朗格哈梅尔的话称,美中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深切关注中国作为新兴的技术力量,将来会影响美国的数字经济,例如人工智能领域。未来这一领域的谈判是关键。日本《产经商务》称,贸易战始终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手段,未来90天中美达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遵守且“不可逆”的协议至关重要,不过中国也需做好另一种准备。

  “G20的成绩单”

  中美贸易战休兵显然也给本次的G20峰会大大加了分。峰会期间,记者深刻体会到“习特会”的热度,每当有美国或中国高级官员现身,各国记者就会蜂拥而至连连追问,而他们的每一句话也都会有各种解读,被当作某种信号。

  香港《南华早报》2日评论称,G20领导人1日通过一份峰会宣言,重申对“基于国际秩序的准则”的承诺,在当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采取侵略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和论调的时代,这是一场关于稳定的象征性小胜。德国《商报》同日评点此次“G20峰会的成绩单”时提到三点,一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除美国外其他所有国家仍坚持2015年的承诺;二是改革世贸组织;三是支持多边主义。德新社称,由于存在巨大差异,参加此次G20峰会的主要经济力量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加拿大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称,各国外交官为本次的G20峰会宣言进行了马拉松式的彻夜谈判,因为各方存在深刻分歧,欧盟官员称美国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进行了抵抗。在移民问题上,欧洲官员称美国的谈判者表示若谈得太多对于特朗普来说将“无法通融”。欧盟还同意在宣言中去除“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这样的表达——主要是指特朗普。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称,美国在宣言上签字是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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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7月2日报道外媒称,约8900万墨西哥选民将于7月1日投票选举总统,选择是延续中右翼政党的执政,还是支持左翼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主张。

  据埃菲社6月30日报道,当前墨西哥腐败现象严重,暴力冲突频发,在这种形势下,各项民意调查显示,第三次竞选总统、代表竞选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参选的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报道称,从1929年起,除了国家行动党的两届政府之外,墨西哥政坛一直由革命制度党把持。此次奥夫拉多尔在民调中获得了接近50%的支持率,如果他获得胜利,左翼政党就将首次在墨西哥执政。

  报道称,奥夫拉多尔把不同政治派别统一到竞选联盟中。他的竞争对手包括国家行动党所在竞选联盟推举的候选人里卡多·阿纳亚,以及代表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所在联盟参选的安东尼奥·梅亚德,这两人的支持率均在20%左右。

  报道称,新任总统今后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挑战包括:普遍的暴力行为已经导致成千上万墨西哥人被杀或者失踪,腐败现象严重,罪犯逍遥法外。

  在选举总统的同时,选民还将选出128名参议员、500名众议员和部分州长。

   另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6月28日报道,自年初以来,墨西哥左翼总统候选人奥夫拉多尔的支持率领先优势稳步扩大,他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比国家行动党所在竞选联盟推举的候选人阿纳亚和代表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所在联盟参选的梅亚德高出约2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是已经在墨西哥社会司空见惯、沉重打击人民信心的腐败和暴力现象直接造成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下跌惨重。很多选民希望革命制度党与国家行动党能够联手对付奥夫拉多尔以争取选票,但两党候选人之间永不停歇的内斗让胜利离他们越来越远。

  报道称,一些民众表示,之所以支持奥夫拉多尔是因为对近几届政府的失望,他们因循守旧、不思改革,让私有部门和犯罪集团掌握了巨大权力,奥夫拉多尔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则敢于“叫板”传统政治势力。

  报道指出,奥夫拉多尔的竞争对手认为其竞选主张体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风格,并指责他“收买”中下层选民,而非打算从根本上刺激经济与就业。

  报道称,虽然一切都显示出奥夫拉多尔占据了绝对竞选优势,但如果在议会选举中不能取得良好结果,奥夫拉多尔实现竞选承诺的能力就将受到限制。这或许会让很多认为他的措施过于极端并将严重影响墨西哥良好发展的选民感到宽慰。奥夫拉多尔提出的一些纲领存在争议,包括取消能源和教育改革,考虑赦免毒贩头目以保证和平,以及将某些经济部门国有化等。

   报道称,暴力问题同样困扰着选举进程。由于要选举大批议员席位和公职,此次选举活动已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血腥的竞选活动,有122名政客遭到杀害。在2012年大选期间,只有9人被害。

  墨西哥总统候选人奥夫拉多尔1日在墨西哥城一处投票站投票(法新社)

  原标题:外媒:执政党支持率下跌惨重 左翼政党或首次赢得墨西哥大选|革命制度党|墨西哥|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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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来源为塔纳武安市政府的新闻官Gerry Yson Laresma,他当时正在用脸书直播升旗仪式。在唱国歌环节中,能够听到传来清晰的枪声

△图中穿黑色西服者为遭枪击的市长

  7月2日上午,菲律宾八打雁省的塔纳武安市(Tanauan City,Batangas)的市长安东尼奥·哈里里(Antonio Halili)在市政厅举行升旗仪式时,遭到不明身份的人士枪击,该市长被击中胸部。他被送往最近的医院抢救,但已经于当天上午8:45左右被宣告死亡。

  菲律宾国家警察局长阿尔巴亚尔德已经下令彻查此事。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消息,此案可能和毒品犯罪有所牵连。

  (央视记者 黄铮铮)

  原标题:菲律宾一市长遭枪击身亡 现场视频曝光|塔纳|武安市|升旗

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昨天,新闻联播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政知君的关注。

当地时间11月28日晚,正在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德里王宫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据29日晚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应邀出席当天欢迎宴会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礼服,陪同参加晚宴的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也都清一色地着“中山装”。

首穿“中山装”

2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注意到了中方官员身着“中山装”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宴会。媒体问及这种情况是否是第一次出现,还是曾经也有过?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也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在类似西班牙国王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这种正式场合上,中方领导人穿中式礼服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穿中式礼服出席符合这个场合的着装要求。

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次。

2014年3月,习近平应荷兰王国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邀请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当时,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服装,出席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观察人士表示,这是习近平首次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

据人民日报报道,习主席所穿的中式礼服,形似中山装,又不同于传统的中山装,而是对中山装的关键部位进行了改良,既保留了中式服装的传统,又采纳了西服某些元素。这款中式服装,放弃了中山装的翻领、风纪扣、明扣,采用3个暗兜,上身只有左胸兜,无兜盖,饰帕巾。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受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风采,也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上自信的姿态。习主席此次的衣着还树立了一个中式民族服装的典范,并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国人在隆重的场合不一定都穿西服,中国服装文化底蕴很深,比如中山装的设计就有很好的寓意。

之后,习近平身着中山装出席外事活动越来越常见。

大使谈中山装

对于上述现象,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在接受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采访时表示,外交场合中特别正规的活动,比如国宴、国家级庆典等,对服装有高要求。这样的场合会要求男士穿大礼服或者民族服装,女士穿严肃的礼服(一般是裙装),有爵位的要穿相应的爵士服装、佩戴勋章,女士则要戴相应的头冠。

“我国领导人、官员或外交官出席上述高规格的活动时一般不穿大礼服,而是穿民族服装,我们实际上并无确定的民族服装,就用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对女士要求不特别严格,正装就行)。军人则要求穿军礼服、佩戴勋章。”马振岗说。

关于此次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包括王毅国务委员在内的所有中方官员都身着“中山服”出席活动,马振岗表示:“这也很正常,像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君主制国家都很讲究这些礼仪,中国官员自然要穿大礼服或民族服装”。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目前的所谓外交礼仪都是几百年前西方人习惯做法,如递交国书,又如国宾访问的车队摩托开道、欢迎仪式、奏国歌、鸣礼炮、检阅三军仪仗队,国宴及其礼宾的座次。第三世界国家都接受西方礼宾。

谈及外交场合的着装情况,华黎明说:“关于服装的礼宾要求,西方人有严格区分。大使递交国书和国家元首举行国宴男士需穿黑色燕尾服、黑领结、女士穿长裙。”

华黎明还透露,新中国成立后,在上述国宴和递交国书等外交场合,我们国家元首或使节一般不穿燕尾服,而以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曾提到:“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间比较长,见证了中山装作为中国服装的象征,中山装伴随着外交官们一路走过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一位大使要向驻在国总统递交国书,对方传来消息称,他们总统要穿礼服,希望你们穿国服。当时那位大使没带中山装,赶快给国内打电话让送过去。”

那么,像这样的国事访问,领导人或官员穿着什么样的服饰是否需要双方礼宾团队提前商量好?马振岗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其实也不用礼宾团队共同商定,使馆都知道,事先会提醒我们的代表团带中山装的。

鲁培新还表示,领导人服装的穿法外交部礼宾司没有做过硬性规定,这是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的。但是礼宾司提前会把出席场合大的要求、特点和内容与领导人通气,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

领导人还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

政知君注意到,领导人不止在出访时选择穿着中山装。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和夫人彭丽媛在天安门南广场迎宾处,欢迎参加纪念抗战胜利阅兵的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嘉宾。

那么,除了中山装,领导人还会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呢?

政知君注意到,近年来夹克越来越受到了领导人的青睐。

比如,十八大后,七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五人穿夹克,两人穿西装,穿西装的两人都选择衬衣第一粒扣子敞开,不打领带。

此后,多个活动中,也都能看到身着夹克的领导人身影。就连在网络上热传的“打虎”漫画中,习主席也是以身穿短夹克的形象出镜。

从便服到礼服的穿着,西宁晚报曾将此归纳为习近平正逐渐树立中国官场的一套服装标准:平时对内尽可能简,出门对外民族风而且隆重。

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原标题: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尊敬的奥尼尔总理,

尊敬的陶里卡主席,

各位工商界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景色宜人的莫尔兹比港,同大家相聚在太平洋探索者号上。在当今世界经济风起云涌、风险挑战凸显的形势下,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一起谋划发展合作,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次工商峰会的主题“在颠覆性变革时代促进包容:规划共同未来”,寓意深刻。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但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但发展失衡未有根本改观。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战。

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选择曾经给世界带来迥异的历史轨迹。

亚太地区有着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成功故事。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开放融合的历史潮流,顺应了亚太地区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顺应了各国人民携手应对挑战的共同需要。亚太的开放合作不仅激荡着太平洋,也活跃了世界经济的海洋。如今的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然而,不是所有故事都这么美好,人类也有过惨痛教训。上世纪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类陷入了滔天浩劫。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曾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烈的珊瑚海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今天,这片海面已经波澜不惊,但我们不能忘却历史上的风风雨雨。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面对历史大潮,如何才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这里,我愿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坚持开放导向,拓展发展空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多边贸易体制为各国带来了共同机遇。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这是经济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如果人为设置壁垒,切断各国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不仅违背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也不符合各国人民普遍愿望,既是短视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采取正确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

亚太经合组织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先驱。茂物目标将于2020年到期,我们应该着眼2020年后合作愿景,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

第二,坚持发展导向,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应该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阻挡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应该致力于加强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最大的公平,也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

我们应该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本国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根据自身国情推动普惠发展,积极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增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我们应该加强发展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在讨论制定贸易和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政策和规则时应该有明确的发展视角,为各国营造共同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稳定环境。“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这一原则不能否定,否则将动摇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

第三,坚持包容导向,促进交融互鉴。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

第四,坚持创新导向,开辟增长源泉。当前,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新材料、新产品、新业态迭代周期不断缩短。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这些曾经的科学幻想,如今已经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用,未来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如果我们不应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个时代。我们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更好应对各自和共同的发展挑战。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处理不当将导致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服务人民是科技创新的本质要求,各国都有权通过自身努力和国际合作从科技创新中受益。科技创新成果不应该被封锁起来,不应该成为只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和激励创新,而不是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我们应该共同探讨建立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政策制度体系,营造国际合作环境,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

第五,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治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并不完美,却是人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想公平有效,必须跟上时代。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革过程应该体现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遇到分歧应该通过协商解决,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拉开了序幕。40年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风雨中砥砺前行,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40年来,中国人民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98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超过147倍,累计吸引外资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旅游市场、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40年来,中国人民聚焦发展、造福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2.8倍,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就业人员翻了一番,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

——40年来,中国人民立己达人、共谋发展,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率,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5年前,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是促进各国各地区互联互通,形成联动发展格局,为世界经济拓展新的增长空间。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广受欢迎,中国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已经落地生根。

我要强调的是,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没有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不会关起门来搞小圈子,不是有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中国将于明年4月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亚太工商界朋友积极参与。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将继续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今年以来,中国陆续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开放举措,包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营商环境,大幅降低1449种日用消费品、1585种工业品等商品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税率分别降到13.8%和6%,实现进口抗癌药全部零关税。随着11月1日新一轮降税措施实施,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7.5%,超出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新的负面清单,在金融、汽车、飞机、船舶等领域进一步开放。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比去年提升30多位,成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欢迎和鼓励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也将充分保障它们的合法权益。

一周前,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行,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3600多家企业参展,40多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成交额达到578亿美元。4500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虹桥国际经贸论坛。中国用行动证明了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欢迎大家明年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我相信,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在座许多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贡献者、受益者,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工商界是引领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希望你们发挥企业家精神,勇做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继续为决策者提出明智建议,推动各国采取积极务实政策,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共同发展繁荣闯出新的天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太经合组织因水结缘。刚才登船时,望着广袤无边的大海,我想到了“同舟共济”这个词。让我们握稳舵盘、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破浪,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的大船驶向更加美好的彼岸!

谢谢大家。

原标题: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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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习近平: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 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当地时间11月17日上午11时许,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莫尔斯比港“太平洋探索者号”邮轮上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我们居住的星球只有一个。在这一个星球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行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

原标题:习近平: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 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原标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河北元素广受关注

雄安新区总体空间格局和城市规划蓝图沙盘展示、创造绿色奇迹的塞罕坝林场图片、油画《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11月13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幕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连日来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其中的河北元素广受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此次展览由中宣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新华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联合举办,共安排设计了伟大的变革、壮美篇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和面向未来等六个主题内容展区,突出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伟大变革。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在每个展区,无论是历史图片、文字视频的展示,还是实物场景和沙盘模型的呈现,人们都可以找到河北元素,领略到河北精彩,从中感知燕赵大地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整个展览中,河北元素有20多项。

“太有气魄了!我一定要去雄安新区看看。”专程赶来看展览的北京市民庞先生,在雄安新区总体空间格局和城市规划蓝图沙盘前对记者说,“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为河北改革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让世人更加关注河北,相信河北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也会多去河北走一走、看一看,给河北加油!”

“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塞罕坝莽莽荒原变为今日万顷林海”的图片,生动展示了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的显著成效;河北省“散乱污”企业整治现场前后的对比照片;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板块,“唐山市一家停产的钢厂,工人正在拆除设备”的图片,反映了我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转动能的决心和行动。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展览中,“出彩中国人——我身边的共产党员”系列美术作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其中,油画《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生动描绘了李保国教授生前和乡亲们一起摘苹果的场景。红彤彤的大苹果,映衬着乡亲们和李保国教授的笑脸,一位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也记在了人们的心中。

“青县农村哈哈腔艺人给小学员说戏”“秦皇岛市金梦海湾志愿者清理海洋垃圾”“营造绿色文化,倡导绿色生活,邯郸市小学生学习垃圾分类常识”“元氏县沟北村卫生室的大夫张建波用远程医疗信息采集系统给患者检查”……展览中展示的河北民生建设、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彰显着新时代河北人的精神风貌……

“希望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一直关注家乡发展的沧州老乡胡德明边看边感叹,“展览中对河北的改革发展成就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能看到这么多河北元素,这让身为河北人的我感到十分自豪,我要由衷地送上自己对河北美好明天的祝福。”

在展览现场,多处摆放了电子留言设备。据了解,截至11月15日,参观人数累计达67154人,现场留言累计达8.83万字。在“历史巨变”展区的“我爱我的家乡”互动项目中,前来参观的近千名河北人为自己的家乡点赞。

原标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河北元素广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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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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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电 综合报道,欧盟28日起召开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难民、英国脱欧及欧元区改革等问题,其中难民问题最受关注。

  峰会召开前数小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国会发表演说,形容难民问题将影响欧盟存亡,促请成员国齐心应对,但意大利总理孔特进入峰会会场前警告,若各国无法以实质行动,协助意大利处理难民危机,便会否决峰会联合声明。

  意希促分担压力 执政联盟吁减人

  据报道,德国执政联盟近日因难民危机陷入分裂边缘,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要求默克尔设法减少进入巴伐利亚州的难民人数,否则便会自行立法将难民拒之门外。

  而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希腊等接收最多难民的国家,则要求欧盟必须采取措施,不论是从源头减人还是协助分担压力。

  默克尔如何能在不让更多难民进入德国的同时,说服其他国家接收更多难民,是此次峰会成功的关键。

  7点协议 2项仍有分歧

  默克尔透露,欧盟成员国就难民问题磋商的7点协议中,有2项存在不少分歧,期望能在峰会中达成共识,包括成员国就提供庇护的方式统一标准,以及改革“都柏林规定”,即难民需在首个踏足的欧盟国家申请庇护的规则。

  默克尔认为,庇护申请者不应有能力选择他们属意移居的国家,若欧盟28个成员国无法达成共识,她会向有意解决问题的国家寻求协议。

  默克尔表示,欧盟应参考2015年难民危机时与土耳其磋商的协议,与非洲国家展开对话,解决难民问题,她承认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一切协议的原则均是减轻意大利等前线国家的压力。

  希腊批分配制不切实际

  多个欧洲国家领袖于峰会前夕接受采访,其中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已准备与德国签署协议,减少难民抵达欧盟南部边界后再北上德国,又称欧盟目前的难民分配制度不切实际,对欧盟前线国家及德国不公,认为需在符合国际法的框架下找出解法办法。

  西班牙点名意大利 要求反思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重申,欧盟应视难民危机为共同问题,合力解决挑战,更点名要求意大利反思,单边主义和煽动性言论是否真的有效,促请意大利与利比亚合作,加强利比亚的边境管制。

  另外,拯救234名难民的“生命线”救援船滞留地中海近一周后,27日在马耳他的瓦莱塔港口登岸,马耳他、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法国等8国同意分别接收该批难民。

  原标题:欧盟举行峰会讨论难民问题 德国面临内外交困局面|意大利|难民|德国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昨天,新闻联播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政知君的关注。

当地时间11月28日晚,正在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德里王宫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据29日晚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应邀出席当天欢迎宴会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礼服,陪同参加晚宴的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也都清一色地着“中山装”。

首穿“中山装”

2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注意到了中方官员身着“中山装”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宴会。媒体问及这种情况是否是第一次出现,还是曾经也有过?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也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在类似西班牙国王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这种正式场合上,中方领导人穿中式礼服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穿中式礼服出席符合这个场合的着装要求。

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次。

2014年3月,习近平应荷兰王国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邀请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当时,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服装,出席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观察人士表示,这是习近平首次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

据人民日报报道,习主席所穿的中式礼服,形似中山装,又不同于传统的中山装,而是对中山装的关键部位进行了改良,既保留了中式服装的传统,又采纳了西服某些元素。这款中式服装,放弃了中山装的翻领、风纪扣、明扣,采用3个暗兜,上身只有左胸兜,无兜盖,饰帕巾。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受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风采,也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上自信的姿态。习主席此次的衣着还树立了一个中式民族服装的典范,并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国人在隆重的场合不一定都穿西服,中国服装文化底蕴很深,比如中山装的设计就有很好的寓意。

之后,习近平身着中山装出席外事活动越来越常见。

大使谈中山装

对于上述现象,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在接受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采访时表示,外交场合中特别正规的活动,比如国宴、国家级庆典等,对服装有高要求。这样的场合会要求男士穿大礼服或者民族服装,女士穿严肃的礼服(一般是裙装),有爵位的要穿相应的爵士服装、佩戴勋章,女士则要戴相应的头冠。

“我国领导人、官员或外交官出席上述高规格的活动时一般不穿大礼服,而是穿民族服装,我们实际上并无确定的民族服装,就用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对女士要求不特别严格,正装就行)。军人则要求穿军礼服、佩戴勋章。”马振岗说。

关于此次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包括王毅国务委员在内的所有中方官员都身着“中山服”出席活动,马振岗表示:“这也很正常,像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君主制国家都很讲究这些礼仪,中国官员自然要穿大礼服或民族服装”。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目前的所谓外交礼仪都是几百年前西方人习惯做法,如递交国书,又如国宾访问的车队摩托开道、欢迎仪式、奏国歌、鸣礼炮、检阅三军仪仗队,国宴及其礼宾的座次。第三世界国家都接受西方礼宾。

谈及外交场合的着装情况,华黎明说:“关于服装的礼宾要求,西方人有严格区分。大使递交国书和国家元首举行国宴男士需穿黑色燕尾服、黑领结、女士穿长裙。”

华黎明还透露,新中国成立后,在上述国宴和递交国书等外交场合,我们国家元首或使节一般不穿燕尾服,而以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曾提到:“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间比较长,见证了中山装作为中国服装的象征,中山装伴随着外交官们一路走过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一位大使要向驻在国总统递交国书,对方传来消息称,他们总统要穿礼服,希望你们穿国服。当时那位大使没带中山装,赶快给国内打电话让送过去。”

那么,像这样的国事访问,领导人或官员穿着什么样的服饰是否需要双方礼宾团队提前商量好?马振岗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其实也不用礼宾团队共同商定,使馆都知道,事先会提醒我们的代表团带中山装的。

鲁培新还表示,领导人服装的穿法外交部礼宾司没有做过硬性规定,这是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的。但是礼宾司提前会把出席场合大的要求、特点和内容与领导人通气,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

领导人还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

政知君注意到,领导人不止在出访时选择穿着中山装。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和夫人彭丽媛在天安门南广场迎宾处,欢迎参加纪念抗战胜利阅兵的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嘉宾。

那么,除了中山装,领导人还会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呢?

政知君注意到,近年来夹克越来越受到了领导人的青睐。

比如,十八大后,七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五人穿夹克,两人穿西装,穿西装的两人都选择衬衣第一粒扣子敞开,不打领带。

此后,多个活动中,也都能看到身着夹克的领导人身影。就连在网络上热传的“打虎”漫画中,习主席也是以身穿短夹克的形象出镜。

从便服到礼服的穿着,西宁晚报曾将此归纳为习近平正逐渐树立中国官场的一套服装标准:平时对内尽可能简,出门对外民族风而且隆重。

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原标题:习近平: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 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当地时间11月17日上午11时许,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莫尔斯比港“太平洋探索者号”邮轮上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我们居住的星球只有一个。在这一个星球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行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

原标题:习近平: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 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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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昨天,新闻联播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政知君的关注。

当地时间11月28日晚,正在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德里王宫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据29日晚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应邀出席当天欢迎宴会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礼服,陪同参加晚宴的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也都清一色地着“中山装”。

首穿“中山装”

2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注意到了中方官员身着“中山装”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宴会。媒体问及这种情况是否是第一次出现,还是曾经也有过?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也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在类似西班牙国王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这种正式场合上,中方领导人穿中式礼服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穿中式礼服出席符合这个场合的着装要求。

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次。

2014年3月,习近平应荷兰王国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邀请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当时,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服装,出席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观察人士表示,这是习近平首次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

据人民日报报道,习主席所穿的中式礼服,形似中山装,又不同于传统的中山装,而是对中山装的关键部位进行了改良,既保留了中式服装的传统,又采纳了西服某些元素。这款中式服装,放弃了中山装的翻领、风纪扣、明扣,采用3个暗兜,上身只有左胸兜,无兜盖,饰帕巾。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受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风采,也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上自信的姿态。习主席此次的衣着还树立了一个中式民族服装的典范,并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国人在隆重的场合不一定都穿西服,中国服装文化底蕴很深,比如中山装的设计就有很好的寓意。

之后,习近平身着中山装出席外事活动越来越常见。

大使谈中山装

对于上述现象,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在接受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采访时表示,外交场合中特别正规的活动,比如国宴、国家级庆典等,对服装有高要求。这样的场合会要求男士穿大礼服或者民族服装,女士穿严肃的礼服(一般是裙装),有爵位的要穿相应的爵士服装、佩戴勋章,女士则要戴相应的头冠。

“我国领导人、官员或外交官出席上述高规格的活动时一般不穿大礼服,而是穿民族服装,我们实际上并无确定的民族服装,就用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对女士要求不特别严格,正装就行)。军人则要求穿军礼服、佩戴勋章。”马振岗说。

关于此次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包括王毅国务委员在内的所有中方官员都身着“中山服”出席活动,马振岗表示:“这也很正常,像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君主制国家都很讲究这些礼仪,中国官员自然要穿大礼服或民族服装”。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目前的所谓外交礼仪都是几百年前西方人习惯做法,如递交国书,又如国宾访问的车队摩托开道、欢迎仪式、奏国歌、鸣礼炮、检阅三军仪仗队,国宴及其礼宾的座次。第三世界国家都接受西方礼宾。

谈及外交场合的着装情况,华黎明说:“关于服装的礼宾要求,西方人有严格区分。大使递交国书和国家元首举行国宴男士需穿黑色燕尾服、黑领结、女士穿长裙。”

华黎明还透露,新中国成立后,在上述国宴和递交国书等外交场合,我们国家元首或使节一般不穿燕尾服,而以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曾提到:“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间比较长,见证了中山装作为中国服装的象征,中山装伴随着外交官们一路走过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一位大使要向驻在国总统递交国书,对方传来消息称,他们总统要穿礼服,希望你们穿国服。当时那位大使没带中山装,赶快给国内打电话让送过去。”

那么,像这样的国事访问,领导人或官员穿着什么样的服饰是否需要双方礼宾团队提前商量好?马振岗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其实也不用礼宾团队共同商定,使馆都知道,事先会提醒我们的代表团带中山装的。

鲁培新还表示,领导人服装的穿法外交部礼宾司没有做过硬性规定,这是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的。但是礼宾司提前会把出席场合大的要求、特点和内容与领导人通气,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

领导人还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

政知君注意到,领导人不止在出访时选择穿着中山装。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和夫人彭丽媛在天安门南广场迎宾处,欢迎参加纪念抗战胜利阅兵的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嘉宾。

那么,除了中山装,领导人还会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呢?

政知君注意到,近年来夹克越来越受到了领导人的青睐。

比如,十八大后,七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五人穿夹克,两人穿西装,穿西装的两人都选择衬衣第一粒扣子敞开,不打领带。

此后,多个活动中,也都能看到身着夹克的领导人身影。就连在网络上热传的“打虎”漫画中,习主席也是以身穿短夹克的形象出镜。

从便服到礼服的穿着,西宁晚报曾将此归纳为习近平正逐渐树立中国官场的一套服装标准:平时对内尽可能简,出门对外民族风而且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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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塔纳7月1日电(记者 文龙杰)7月1日,哈萨克斯坦民众欢庆首个国家“冬不拉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日上午出席了在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耶烈”广场举行的庆典,并向全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

  当天,共有近两千名“冬不拉手”在阿斯塔纳“哈萨克耶烈”广场合奏“共鸣”,气势恢宏。演奏者的年龄跨度颇大,既有年仅7岁的“新人”,也有75岁高龄的老音乐家。

  受邀观礼的海拉特是一名当地教师,他告诉记者,此次典礼上演奏的都是哈萨克冬不拉乐曲的经典之作,演出规模堪称“阵容豪华”,聚集了众多著名的国家级冬不拉演奏家。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现场观赏了演出。他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是哈萨克斯坦首个国家“冬不拉日”,“冬不拉是从我们祖辈流传至今的神圣乐器,与我们的灵魂共存”,“祝全国人民节日快乐”。

  冬不拉在哈萨克族历史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与哈萨克族有着共同的命运”。历史上,著名的冬不拉演奏家也往往具有特殊文化影响力。作为文化符号,哈萨克斯坦博物馆中一般都有与冬不拉相关的展区。

  6月13日,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命令,将每年7月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国家“冬不拉日”。7月1日当天,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及哈各州首府、市、县等都举行了相关庆祝活动。

  冬不拉是哈萨克民族传统弹拨乐器,一般采用松木、桦木、橡木、红木、桑木等制作。琴杆细长,音箱上有发音小孔,弦两根或三根。音箱有两种形状,与地域分布有关。冬不拉弹唱是哈萨克族最喜爱的艺术表演形式。(完)

  原标题:哈萨克斯坦庆祝首个国家“冬不拉日”|纳扎尔巴耶夫|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

原标题: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

11月30日,工作人员进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近日,北京市扶贫支援办、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北京市保密局、共青团北京市委等部门已迁入位于京杭大运河之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办公,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正式启用。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原标题: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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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更多巴西人了解中国”

  近日,巴西总统特梅尔在总统府签署法令,正式将每年的8月15日设立为“中国移民日”。巴西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临时代办宋杨及华人代表应邀出席了签署仪式。

  特梅尔在法令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中国移民早在约200年前就来到了巴西,1900年8月15日,巴西官方记录的第一批华人抵达巴西。长期以来,他们从种茶制茶,到开店经商、采矿修路,逐步融入巴西社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为巴西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也为促进巴中友谊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特梅尔高度评价巴中关系的发展。他说,今天,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两国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合作,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巩固了对话机制。“中国移民日”的正式确立将夯实两国关系的根基,增进双边人文交流,同时进一步彰显华人对巴西社会作出的贡献。

  据介绍,设立“中国移民日”的法案,从最初设想、起草、发起提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到总统正式签署,共经历了约一年时间,其间,得到了巴西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巴西众议员、中国议员阵线主席福斯托·皮纳托是“中国移民日”提案的主要发起人。他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移民日”提案能够得到国会各党派议员的支持,原因在于巴西各界都重视巴中关系。他说:“‘中国移民日’的设立将有助于在巴西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巴西人了解中国。以后每年的8月15日,都将是巴西和中国两国人文交流的节日。”

  宋杨表示,“中国移民日”的设立,对于在巴西的华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中巴人文交流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设立“中国移民日”既是对华人为巴西、为家人努力拼搏奉献的高度认可,也是巴西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8月15日也是中国与巴西建交的日子,上百年来,中国移民在巴西的发展见证了两国交流合作不断增进的历史。把这一天设为 “中国移民日”,更加体现了中巴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国是巴西重要的经济伙伴,对巴西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皮纳托表示,巴西欢迎中国投资,相信中国在巴投资将有助于推动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造福当地人民。

  当前,中巴两国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交流日益密切,两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打造新兴国家合作的典范。

   

本报驻巴西记者 范剑青

  原标题:“让更多巴西人了解中国”|中国移民日|宋杨|西人

原标题:专家: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动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坐标上,如何让未来城市生活和谐宜居更美好?多位经济学家表示,要抓住城镇化率提高的战略机遇期,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在于城市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第七届代表大会说,实现我国城市现代化,就是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城市产业、经济、科技、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城镇化的新篇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末的1.7亿人增至2017年末的8.1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从17.91%上升到58.52%,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陕西省原省长程安东说,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但与发达国家动辄超过70%的城镇化率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而差距就意味着未来发展的潜力。

程安东说,目前,我国城市数量超过660个,有约20个大小不等的城市群,聚集了全国75%左右的城镇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88%左右的地区生产总值。未来关键要推进城市差别化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打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看来,我国城镇化率上升到一定阶段后会呈现两个“U”字曲线:一个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逐步提高,一个是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提高。

“随着城镇化率超过60%,我国消费将更趋向于多元化,服务业将迈向更高端。”张平说,未来真正的消费升级并非是一般商品消费的升级,而是科教文卫体娱乐、养老等高端服务业的升级。

发展高品质现代服务业,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伴随改革开放深入,经济活力不断释放,引领城市产业布局不断提质增效。

高培勇说,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路上,未来城市建设一定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构建和谐节约型城市。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以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问题为中心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原标题:专家: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动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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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兰西24电视台7月1日援引法新社报道,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当日晚间举行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活动,邀请1700名观众共同欣赏了法国电影《时空急转弯》(Les Visiteurs)。

  这是香榭丽舍大街首次“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放映电影所用的巨型LED屏幕面积达到180平米,重达6吨,通过一台吊车安装在凯旋门前,面朝布置在香街上的观众席。

  报道称,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和香街委员会借正在举行的电影节之机,共同举办了这次放映活动。现场的1700名观众是从报名参与的影迷中随机抽选产生。一同观影的还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兰(Jack Lang)。

  一名幸运抽中观影票的影迷表示,“能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电影简直不可思议,大家都非常兴奋。”

  据报道,此次播放的电影《时空急转弯》由1.6万名影迷共同从3部电影中投票选出。另外两部参选的电影是《疯狂的贵族》(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 Gérard)和《我父亲的荣耀》(La Gloire de mon père d’Yves Robert)。          

  原标题:180平米超大屏幕! 巴黎香街变身露天电影院|香榭丽舍|影迷|急转弯

原标题: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

11月30日,工作人员进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近日,北京市扶贫支援办、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北京市保密局、共青团北京市委等部门已迁入位于京杭大运河之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办公,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正式启用。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原标题: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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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电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意大利罗马市政府发布公告,为规范游戏类博彩业管理,自即日起,罗马市辖区经营老虎机和相关游戏博彩业的商店、酒吧及相关经营场所,每天营业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据报道,公告规定,经营老虎机和游戏博彩业的经营场所,每天的经营时间为:上午9:00至12:00时,晚上18:00至23:00时。首次违反经营时间或超时经营者,政府将给予150至450欧元的罚款。对于多次违规者将加重处罚,或限令5日停止营业。

  公告同时规定,经营老虎机和游戏博彩业的经营场所,须距离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培训中心、教堂、体育馆、医院、自动取款机、金融服务机构、车站和交通枢纽地带至少500米。违者将以罚款,或强制停业。

  据罗马工商管理部门统计资料显示,目前,罗马市辖区大约有294家经营老虎机和游戏博彩业的经营场所,全市具有超过50000台的老虎机,为公众提供博彩服务。(京莺)

  原标题:意大利罗马限制游戏类博彩业营业时间 每天8小时|博彩|自动取款机|罗马

  7月2日电 据澳洲网报道,西澳一对夫妻5年前在法国花费50万澳元购买了一栋300年历史的老城堡,现如今这对夫妻依旧在对这栋城堡进行修缮工作。近日,这对夫妻分享了他们装修历史文物时的一些经验。

  据报道,来自珀斯的卡瑞纳和沃特斯于2013年花费50万澳元,在法国南部Verdun购买了一栋名为Chateau de Gudanes的花园城堡。当时,这对夫妻只是看了这栋拥有94间房屋的城堡中的4间房屋,就决定将其收为囊中。当买下这栋豪宅之后,卡瑞纳和沃特斯意识到他们可能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来完善和修整这栋拥有300年的历史文物。

  近日,卡瑞纳和沃特斯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来分享他们这5年来的装修历程,并且还展出了这栋城堡在装修前和装修后的对比照片。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栋城堡时,我们只看了94间房子中的4间房子,因为当时其他房间的天花板和地面都从5楼掉下去了,有的房屋里面还长着树,”卡瑞纳说,“不过也许是好事,如果我们看了所有的房间,很可能我们就不会买下它了。”

  在买下房子后,卡瑞纳和丈夫就开始了装修工作,他们首先是修缮了卧室、洗手间、旋转楼梯和城堡的外表,夫妻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栋建筑上,并且认为这一工作将会耗费他们一生的精力。

  “对于我们家来说,我们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会慢慢适应这栋老房子,而不是让它适应我们,”卡瑞纳说,“想要做到这点很难,但是我学会了慢慢来,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来了解它的历史,这样在修缮时才能保留住它的沧桑历史感。”她表示,并不是所有新的物品才是美的,有些时候旧的老的物品也可以很美。“当你抚摸老建筑的墙壁时,你可以感到其中的历史感。”

  报道称,卡瑞纳和沃特斯还在这栋城堡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并表示,夏天的时候他们将会把城堡当做酒店使用。“客人们可以在这里住上3天、5天、7天或者10天,好好地享受一下法国的魅力,在未来我们打算让城堡成为全年营业的酒店,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应的设施。”

  原标题:大工程!夫妇50万澳元买下法国老城堡 已装修5年|夫妻|法国|西澳

原标题:习近平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金句: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

编者按:当地时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莫尔斯比港“太平洋探索者号”邮轮上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亚太的开放合作不仅激荡着太平洋,也活跃了世界经济的海洋”“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亚太经合组织因水结缘,让我们握稳舵盘、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破浪”……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金句频出,新时代学习工作室带您一起回顾。

1、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亚太的开放合作不仅激荡着太平洋,也活跃了世界经济的海洋。

3、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

4、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

5、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6、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7、工商界是引领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希望你们发挥企业家精神、勇做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

8、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9、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10、亚太经合组织因水结缘,让我们握稳舵盘、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破浪,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这条大船航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彼岸。

原标题:习近平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金句: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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