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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1-02 来源: 马耳他幸运飞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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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家V观|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当地时间11月30日上午,习近平主席抵达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会场。

随后,与会领导人们进行了集体合影。

目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开始。习近平主席将在会议上发表题为《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讲话。

原标题:独家V观 |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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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电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意大利利沃诺市一位年逾六旬的酒店清洁工,在擦洗酒店客房窗户玻璃时,不慎失足跌入窗外坠楼身亡。目前警方已经开始介入调查。

  据报道,事发当天,六旬酒店女清洁工早晨上班后,与往常一样开始清理酒店房间。当女清洁工在清理酒店窗户玻璃时,女清洁工打开客房窗户,登着梯子擦洗玻璃,结果身体失衡从窗口跌到了地面。

  警方和救护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后,经医护人员鉴定,坠楼的女清洁工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迹象。医护人员宣告坠楼者死亡后,已交由法医进行处理。

  据警方消息,死者现年62岁,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生前居住在利沃诺市,在酒店从事清洁工作。警方经初步调查,排除了死者自杀的可能性。死者是因工作意外坠亡,还是突发疾病,将有待法医的进一步鉴定。

  在酒店工作的62岁女清洁工高空作业致死案,引起了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高度关注。该部门也同时介入了案件的调查,将根据警方的最终调查结果,依法对该案件做出相应处理。(京莺)

  原标题:意大利六旬女清洁工擦洗玻璃坠楼身亡 警方调查|利沃诺|酒店|擦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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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讯:美国马里兰州官员28日说,安纳波利斯市一家媒体办公楼内当天发生枪击导致5人死亡、多人受伤。

  原标题:美国安纳波利斯市一家媒体办公楼内发生枪击案致5人死亡|马里兰州|美国|枪击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原标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河北元素广受关注

雄安新区总体空间格局和城市规划蓝图沙盘展示、创造绿色奇迹的塞罕坝林场图片、油画《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11月13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幕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连日来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其中的河北元素广受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此次展览由中宣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新华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联合举办,共安排设计了伟大的变革、壮美篇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和面向未来等六个主题内容展区,突出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伟大变革。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在每个展区,无论是历史图片、文字视频的展示,还是实物场景和沙盘模型的呈现,人们都可以找到河北元素,领略到河北精彩,从中感知燕赵大地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整个展览中,河北元素有20多项。

“太有气魄了!我一定要去雄安新区看看。”专程赶来看展览的北京市民庞先生,在雄安新区总体空间格局和城市规划蓝图沙盘前对记者说,“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为河北改革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让世人更加关注河北,相信河北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我们也会多去河北走一走、看一看,给河北加油!”

“20世纪60年代河北省塞罕坝莽莽荒原变为今日万顷林海”的图片,生动展示了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的显著成效;河北省“散乱污”企业整治现场前后的对比照片;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板块,“唐山市一家停产的钢厂,工人正在拆除设备”的图片,反映了我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转动能的决心和行动。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展览中,“出彩中国人——我身边的共产党员”系列美术作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其中,油画《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生动描绘了李保国教授生前和乡亲们一起摘苹果的场景。红彤彤的大苹果,映衬着乡亲们和李保国教授的笑脸,一位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也记在了人们的心中。

“青县农村哈哈腔艺人给小学员说戏”“秦皇岛市金梦海湾志愿者清理海洋垃圾”“营造绿色文化,倡导绿色生活,邯郸市小学生学习垃圾分类常识”“元氏县沟北村卫生室的大夫张建波用远程医疗信息采集系统给患者检查”……展览中展示的河北民生建设、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彰显着新时代河北人的精神风貌……

“希望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一直关注家乡发展的沧州老乡胡德明边看边感叹,“展览中对河北的改革发展成就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能看到这么多河北元素,这让身为河北人的我感到十分自豪,我要由衷地送上自己对河北美好明天的祝福。”

在展览现场,多处摆放了电子留言设备。据了解,截至11月15日,参观人数累计达67154人,现场留言累计达8.83万字。在“历史巨变”展区的“我爱我的家乡”互动项目中,前来参观的近千名河北人为自己的家乡点赞。

原标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河北元素广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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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高交会20年革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享有“中国科技第一展”美名的高交会,至今已走过20个年头。20年的高交会,促进深圳经济实现了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攀升。20年的高交会,让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无人驾驶时代已然到来

2017年12月2日上午,4辆载有“阿尔法巴智能驾驶公交系统”的深圳巴士集团公交车在福田保税区首发试运行。这是全球首次在开放道路上进行的无人驾驶公交试运行。

本届高交会上,更成熟、更稳定的无人系统纷纷展出,无人车、无人机、无人船、小型机器人和相关配套产品,以及涵盖了水陆空的无人驾驶系统应有尽有。

本届高交会1号馆,从事计算机视觉技术研发的商汤科技展示了最新的驾驶监测预警系统,嵌入了人脸识别算法的摄像头可以实时读取、分析司机的面部表情,一旦司机疲劳的程度超过了合理的范围,系统将会发出预警信号,提醒司机注意安全。

在离商汤科技展台不远的地方,一辆装载无人驾驶系统的汽车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2017年5月,周光博士毕业回国后,与人联合创办“深圳星行科技有限公司”,独立开发了两项核心技术:异构多传感器同步技术和数据深度融合技术。他们的无人驾驶系统使用了国产的传感器和自主研发的核心算法,已经进行了上路测试。

来到2号馆,一台粗犷的机器人正在将一辆小汽车抬起,准确无误地放入立体式停车架。这台机器人全身有37个传感器,不但能识别车的ID和车牌,而且能识别车型,知道车的三维,把车搬到合适的地方,误差控制在5毫米范围内。该展台是深圳力侍技术有限公司展示的智能立体停车技术方案,创新性地以“移动机器人+分布式无动力车架”的方式解决停车难的社会痛点。目前,这套系统已在部分居民区启用。

互联网对生活方式的革新

说到高交会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以及与各行各业的关系,还必须提到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明星企业腾讯和朗科。一个开启了中国百姓社交的全新时代,一个生产了移动存储介质划时代的产品。

腾讯的创业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至今仍然让高交会上的创客们津津乐道。1999年高交会上,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了当时的高交会展馆推销QQ、推销腾讯,最终得到了IDG和盈科数码的重视,拿到了腾讯公司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第一笔风险投资220万美元。正是因为这笔从高交会平台上获得的风投,帮助腾讯度过了创业之初的难关,助力腾讯发展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生态型公司。如今,腾讯早已是明星企业,全世界数亿人口都在用他们的产品。

“如果你有一项发明,那么就应当跑步来参加高交会;如果你是一家很想尽快有所作为的科技企业,那么就应当在每一届的高交会上有所作为。”被称为“优盘之父”的朗科科技邓国顺在1999年高交会带着全球第一款闪存盘来到会场,通过一个小展台将U盘推向世界。

智慧医疗让国人更健康

2007年高交会,华大基因首次向全世界发布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2012年高交会,博奥生物世界推出的国内首张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实际解决了国内遗传疾病筛查的难题,成为快速基因定向检测产品的可靠手段。2015年高交会上,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带来了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放疗设备——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四个实现了重离子治疗的国家。2016年的高交会上,深圳本土公司展示的“淮南卫生信息平台项目”实现安徽省淮南市1000多家医疗机构信息互联互通,当地的市民无论去哪家医院看病,医生都可知晓其以往的病历,从而进行精准治疗。

本届高交会推出了智慧医疗健康展,智德益康、善德兄弟生物、康泰医学、科瑞康实业、康云互联等智慧医疗领域知名企业,展示内容包括智能可穿戴中医脉诊仪、生理参数检测仪、快速心电检测仪等智慧医疗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技术。在中国新医改的大背景下,高交会让智慧医疗快步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

原标题:高交会20年革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当地时间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后,消息传出:美国明年1月1日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多关税,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产品,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对这次会晤,全世界都悬着一颗心,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已持续数月,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也挫伤了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虽然白宫的声明称,美方是否额外加征关税还要看此后90天内双方的谈判情况,但国际媒体上大都呈现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通过这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为妥善解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一个好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1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晚餐与会晤结束后,白宫发表声明引述特朗普的话如此评价。

  当天的晚宴和会晤持续了150分钟,远超预定时间。白宫公布的晚宴名单显示,美方出席的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财长姆努钦、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助理纳瓦罗等,既有温和派,也有强硬派。中方与会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部长王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人。多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晚宴以掌声结束。

  “习特会过后,中美同意关税战休兵”,路透社以此为题报道称,中美两国1日同意在激烈的贸易战中停火,包括明年1月1日起不会调高关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维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明年初税率不会提高到25%。白宫称,“中国将同意从美国采购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但购买数额待定”。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2日评论称,美中贸易争端暂时休战,这是一个放松的信号,虽不是关税战的最终结果,但却是一个好的转折点。英国《金融时报》称,中美领导人在柏悦酒店以乐观基调开启了这场至关重要的峰会,这表示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即将休止。

  中美贸易战休兵可能出乎一些人的预料,此次“习特会”之前,美国高盛还称,“贸易战持续升温”的可能性最大。《澳大利亚人报》题为“G20:世界等待习特会是否带来贸易和平”的报道称,毫无疑问,美中元首晚宴上的会谈会影响全球,会谈结果将影响全球股市涨跌、决定世界经济能否从动荡的贸易紧张中得到缓解。《纽约时报》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特朗普摆出一副坚定的姿态。但是,在他的强硬言论和高关税威胁背后,长期贸易战让金融市场和更广泛层面的经济付出的代价令人日益焦虑不安。报道称,特朗普很清楚经济衰退对他总统职位的根基构成的威胁。“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日引述俄罗斯学者萨纳科耶夫的话称,如果中美不再发生争吵那将是件好事,两国建立一个长期磋商机制对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

  下一步是?

  对中美贸易战休兵,日本《朝日新闻》2日称,美中暂停使用加征关税手段是一个好消息,美中关系并没有成为先前一些媒体认为的“新冷战”关系。据《联合早报》报道,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一些分析认为中美将陷入新冷战,在阿根廷出席G20峰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报道称,对中美元首会晤,李显龙表示,希望这将开启更具建设性的步伐,改善中美关系。他说,“会晤不意味着所有问题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解决,但建设性的指示能指出前进方向”。德国《焦点》周刊2日称,欧洲欢迎中美找到解决方案。

  “特朗普从他与中国持续数月的对抗中后退了第一步,同意取消明年1月1日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换取中方购买美国农业、能源以及工业产品”,《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将最艰巨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上周五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中美官员已经讨论了,如果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双方将于12月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称,北京方面的贸易谈判代表将率团将前往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时间暂定于12日至15日。德国电视二台2日引述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学者朗格哈梅尔的话称,美中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深切关注中国作为新兴的技术力量,将来会影响美国的数字经济,例如人工智能领域。未来这一领域的谈判是关键。日本《产经商务》称,贸易战始终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手段,未来90天中美达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遵守且“不可逆”的协议至关重要,不过中国也需做好另一种准备。

  “G20的成绩单”

  中美贸易战休兵显然也给本次的G20峰会大大加了分。峰会期间,记者深刻体会到“习特会”的热度,每当有美国或中国高级官员现身,各国记者就会蜂拥而至连连追问,而他们的每一句话也都会有各种解读,被当作某种信号。

  香港《南华早报》2日评论称,G20领导人1日通过一份峰会宣言,重申对“基于国际秩序的准则”的承诺,在当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采取侵略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和论调的时代,这是一场关于稳定的象征性小胜。德国《商报》同日评点此次“G20峰会的成绩单”时提到三点,一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除美国外其他所有国家仍坚持2015年的承诺;二是改革世贸组织;三是支持多边主义。德新社称,由于存在巨大差异,参加此次G20峰会的主要经济力量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加拿大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称,各国外交官为本次的G20峰会宣言进行了马拉松式的彻夜谈判,因为各方存在深刻分歧,欧盟官员称美国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进行了抵抗。在移民问题上,欧洲官员称美国的谈判者表示若谈得太多对于特朗普来说将“无法通融”。欧盟还同意在宣言中去除“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这样的表达——主要是指特朗普。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称,美国在宣言上签字是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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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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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电 据韩媒报道,受雨季前锋和今年第7号台风“派比安”北上影响,韩国全国降下暴雨。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透露,当地时间1日上午8时许,全罗南道宝城郡一名70多岁女性因沙土滑落而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此前,6月30日下午1时30分许,全罗南道灵光郡一名正在插秧的50多岁泰国女性因遭雷击而死亡。

  此外,全罗南道海岸和忠清南道舒川因强降雨出现7名灾民。

  另外,韩国全北群山、全南丽水、京畿道华城有5栋房屋破损,济州岛、京畿道和全南有61栋房屋和商店进水。

  目前,19处国立公园因暴雨限制入山。首尔清溪川也因河水上涨而采取散步路限行措施。

  原标题:韩媒:强降雨袭击韩国 已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全罗南道|京畿道|全南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原标题:独家V观|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当地时间11月30日上午,习近平主席抵达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会场。

随后,与会领导人们进行了集体合影。

目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开始。习近平主席将在会议上发表题为《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讲话。

原标题:独家V观 |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昨天,新闻联播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政知君的关注。

当地时间11月28日晚,正在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马德里王宫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据29日晚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应邀出席当天欢迎宴会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礼服,陪同参加晚宴的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也都清一色地着“中山装”。

首穿“中山装”

2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注意到了中方官员身着“中山装”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宴会。媒体问及这种情况是否是第一次出现,还是曾经也有过?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也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在类似西班牙国王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这种正式场合上,中方领导人穿中式礼服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穿中式礼服出席符合这个场合的着装要求。

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次。

2014年3月,习近平应荷兰王国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邀请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当时,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中式服装,出席威廉·亚历山大国王举行的盛大国宴。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观察人士表示,这是习近平首次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

据人民日报报道,习主席所穿的中式礼服,形似中山装,又不同于传统的中山装,而是对中山装的关键部位进行了改良,既保留了中式服装的传统,又采纳了西服某些元素。这款中式服装,放弃了中山装的翻领、风纪扣、明扣,采用3个暗兜,上身只有左胸兜,无兜盖,饰帕巾。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受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风采,也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上自信的姿态。习主席此次的衣着还树立了一个中式民族服装的典范,并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国人在隆重的场合不一定都穿西服,中国服装文化底蕴很深,比如中山装的设计就有很好的寓意。

之后,习近平身着中山装出席外事活动越来越常见。

大使谈中山装

对于上述现象,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在接受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采访时表示,外交场合中特别正规的活动,比如国宴、国家级庆典等,对服装有高要求。这样的场合会要求男士穿大礼服或者民族服装,女士穿严肃的礼服(一般是裙装),有爵位的要穿相应的爵士服装、佩戴勋章,女士则要戴相应的头冠。

“我国领导人、官员或外交官出席上述高规格的活动时一般不穿大礼服,而是穿民族服装,我们实际上并无确定的民族服装,就用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对女士要求不特别严格,正装就行)。军人则要求穿军礼服、佩戴勋章。”马振岗说。

关于此次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包括王毅国务委员在内的所有中方官员都身着“中山服”出席活动,马振岗表示:“这也很正常,像西班牙这样的欧洲君主制国家都很讲究这些礼仪,中国官员自然要穿大礼服或民族服装”。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目前的所谓外交礼仪都是几百年前西方人习惯做法,如递交国书,又如国宾访问的车队摩托开道、欢迎仪式、奏国歌、鸣礼炮、检阅三军仪仗队,国宴及其礼宾的座次。第三世界国家都接受西方礼宾。

谈及外交场合的着装情况,华黎明说:“关于服装的礼宾要求,西方人有严格区分。大使递交国书和国家元首举行国宴男士需穿黑色燕尾服、黑领结、女士穿长裙。”

华黎明还透露,新中国成立后,在上述国宴和递交国书等外交场合,我们国家元首或使节一般不穿燕尾服,而以中山装代替,女士则穿旗袍。

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曾提到:“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间比较长,见证了中山装作为中国服装的象征,中山装伴随着外交官们一路走过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一位大使要向驻在国总统递交国书,对方传来消息称,他们总统要穿礼服,希望你们穿国服。当时那位大使没带中山装,赶快给国内打电话让送过去。”

那么,像这样的国事访问,领导人或官员穿着什么样的服饰是否需要双方礼宾团队提前商量好?马振岗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其实也不用礼宾团队共同商定,使馆都知道,事先会提醒我们的代表团带中山装的。

鲁培新还表示,领导人服装的穿法外交部礼宾司没有做过硬性规定,这是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的。但是礼宾司提前会把出席场合大的要求、特点和内容与领导人通气,由领导人自己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

领导人还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

政知君注意到,领导人不止在出访时选择穿着中山装。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和夫人彭丽媛在天安门南广场迎宾处,欢迎参加纪念抗战胜利阅兵的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嘉宾。

那么,除了中山装,领导人还会穿什么服装出席正式场合呢?

政知君注意到,近年来夹克越来越受到了领导人的青睐。

比如,十八大后,七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家博物馆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五人穿夹克,两人穿西装,穿西装的两人都选择衬衣第一粒扣子敞开,不打领带。

此后,多个活动中,也都能看到身着夹克的领导人身影。就连在网络上热传的“打虎”漫画中,习主席也是以身穿短夹克的形象出镜。

从便服到礼服的穿着,西宁晚报曾将此归纳为习近平正逐渐树立中国官场的一套服装标准:平时对内尽可能简,出门对外民族风而且隆重。

原标题:他们集体穿“中山装”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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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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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已接近60%

  莫斯科6月28日电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表示,目前俄军拥有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所占比例已接近60%。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日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俄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时说,2012年,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比例仅为16%,目前这一比例已提高到近60%,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70%。

  普京说,俄军多种武器系统已具备领先优势,目前俄南方军区已配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不久后,俄军还将迎来“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和“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普京还说,俄罗斯正从叙利亚撤军,日前有13架战机、14架直升机和1140名军人从叙利亚撤回,俄军将用这些军人的作战经验训练部队。

  2015年9月,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邀请,开始对叙境内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2017年12月,普京宣布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原标题:普京: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已接近60%|武器装备|武器系统|叙利亚

  当地时间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后,消息传出:美国明年1月1日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多关税,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产品,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对这次会晤,全世界都悬着一颗心,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已持续数月,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也挫伤了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虽然白宫的声明称,美方是否额外加征关税还要看此后90天内双方的谈判情况,但国际媒体上大都呈现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通过这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为妥善解决中美间存在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一个好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1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晚餐与会晤结束后,白宫发表声明引述特朗普的话如此评价。

  当天的晚宴和会晤持续了150分钟,远超预定时间。白宫公布的晚宴名单显示,美方出席的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财长姆努钦、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助理纳瓦罗等,既有温和派,也有强硬派。中方与会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部长王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人。多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晚宴以掌声结束。

  “习特会过后,中美同意关税战休兵”,路透社以此为题报道称,中美两国1日同意在激烈的贸易战中停火,包括明年1月1日起不会调高关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维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明年初税率不会提高到25%。白宫称,“中国将同意从美国采购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但购买数额待定”。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2日评论称,美中贸易争端暂时休战,这是一个放松的信号,虽不是关税战的最终结果,但却是一个好的转折点。英国《金融时报》称,中美领导人在柏悦酒店以乐观基调开启了这场至关重要的峰会,这表示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即将休止。

  中美贸易战休兵可能出乎一些人的预料,此次“习特会”之前,美国高盛还称,“贸易战持续升温”的可能性最大。《澳大利亚人报》题为“G20:世界等待习特会是否带来贸易和平”的报道称,毫无疑问,美中元首晚宴上的会谈会影响全球,会谈结果将影响全球股市涨跌、决定世界经济能否从动荡的贸易紧张中得到缓解。《纽约时报》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前,特朗普摆出一副坚定的姿态。但是,在他的强硬言论和高关税威胁背后,长期贸易战让金融市场和更广泛层面的经济付出的代价令人日益焦虑不安。报道称,特朗普很清楚经济衰退对他总统职位的根基构成的威胁。“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日引述俄罗斯学者萨纳科耶夫的话称,如果中美不再发生争吵那将是件好事,两国建立一个长期磋商机制对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

  下一步是?

  对中美贸易战休兵,日本《朝日新闻》2日称,美中暂停使用加征关税手段是一个好消息,美中关系并没有成为先前一些媒体认为的“新冷战”关系。据《联合早报》报道,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一些分析认为中美将陷入新冷战,在阿根廷出席G20峰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报道称,对中美元首会晤,李显龙表示,希望这将开启更具建设性的步伐,改善中美关系。他说,“会晤不意味着所有问题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解决,但建设性的指示能指出前进方向”。德国《焦点》周刊2日称,欧洲欢迎中美找到解决方案。

  “特朗普从他与中国持续数月的对抗中后退了第一步,同意取消明年1月1日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换取中方购买美国农业、能源以及工业产品”,《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将最艰巨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上周五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中美官员已经讨论了,如果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双方将于12月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他们称,北京方面的贸易谈判代表将率团将前往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时间暂定于12日至15日。德国电视二台2日引述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学者朗格哈梅尔的话称,美中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深切关注中国作为新兴的技术力量,将来会影响美国的数字经济,例如人工智能领域。未来这一领域的谈判是关键。日本《产经商务》称,贸易战始终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手段,未来90天中美达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遵守且“不可逆”的协议至关重要,不过中国也需做好另一种准备。

  “G20的成绩单”

  中美贸易战休兵显然也给本次的G20峰会大大加了分。峰会期间,记者深刻体会到“习特会”的热度,每当有美国或中国高级官员现身,各国记者就会蜂拥而至连连追问,而他们的每一句话也都会有各种解读,被当作某种信号。

  香港《南华早报》2日评论称,G20领导人1日通过一份峰会宣言,重申对“基于国际秩序的准则”的承诺,在当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采取侵略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和论调的时代,这是一场关于稳定的象征性小胜。德国《商报》同日评点此次“G20峰会的成绩单”时提到三点,一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除美国外其他所有国家仍坚持2015年的承诺;二是改革世贸组织;三是支持多边主义。德新社称,由于存在巨大差异,参加此次G20峰会的主要经济力量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

  加拿大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称,各国外交官为本次的G20峰会宣言进行了马拉松式的彻夜谈判,因为各方存在深刻分歧,欧盟官员称美国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进行了抵抗。在移民问题上,欧洲官员称美国的谈判者表示若谈得太多对于特朗普来说将“无法通融”。欧盟还同意在宣言中去除“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这样的表达——主要是指特朗普。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称,美国在宣言上签字是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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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日电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气象厅2日消息称,今年第7号台风“派比安”移动路径较预期偏东,对韩国造成的影响缩小。

  截至当地时间2日上午10点,原本预测会从韩国釜山近海经过的“派比安”朝日本对马岛方向移动。

  韩国气象厅有关人士表示,由于台风移动路径不同于预期,韩国西部地区的危险警报大部分可解除,但济州岛和岭南地区(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仍处于台风影响圈,需特别注意。

  济州岛将从3日零时到白天,岭南地区将从3日早晨到晚上处于台风影响圈内。这两个地区预计会有强风,并出现80至150毫米的降雨,部分地区降水量将超过200毫米。

  原标题:韩气象厅:台风“派比安”向东移动 对韩影响缩小|台风|韩联社|派比安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诸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等。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两千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所见证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三位一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讨论技术进步对经济长期增长贡献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以熊彼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创新,而创新表现为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方式。从熊彼特对创新的概括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与技术密切相关的创新。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的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生产的方式。熊彼特创新理论中不被人特别关注的是他对“新市场”的讨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强调市场规模的贸易理论汇于一处。新市场的出现势必引发新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竞争加剧也迫使各层次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事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在强调专业化生产和竞争扮演着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角色的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了创新得以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之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鉴于金融市场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体制机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设立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确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项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场规模得以维持和扩大的条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最终传导至经济增长的条件。三项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角色是政府,因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保障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一不是由政府来实施。换言之,经济繁荣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的作用范围不仅限于一国内部。国家间的交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制度或规则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决定着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贸易的质量,而后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市场规模。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的国家而言,接受并进入既定的国际体制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自己与既定国际体制格格不入的原有体制,还意味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这便是所谓的“倒逼改革”。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基本思路在于阐述开放如何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五个维度。一是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是参与者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是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市场规模的扩大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简洁的模型,其关键变量和逻辑关联如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入”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并可以顺利完成→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创新和学习带来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从前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上述逻辑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做一点补充。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用于规范国家或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具有强烈的“非中性”特征。当前的国际制度和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亦显著提高,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同时,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非将旧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规避或淡化全球治理体系中“非中性”制度安排,实乃大势所趋。一国在条件具备时独自或与其他利益攸关方联手谋求改进自身在既定国际体制中的地位,无疑属于理性选择。上述逻辑可以说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所作所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决策者与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知逐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适应者和融入者,之后变为参与者和完善者,再后来又努力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开放经济政策与理论。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实践,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国传统的贸易理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也可以在现代贸易理论和长期增长理论中得到说明。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30多年前邓小平讲到,“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过去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一以贯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原标题: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原标题: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

11月30日,工作人员进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近日,北京市扶贫支援办、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北京市保密局、共青团北京市委等部门已迁入位于京杭大运河之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办公,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正式启用。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原标题: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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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电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8日下午,马里兰州Capital Gazette新闻中心突发枪击事件,目前枪击案已导致5人死亡,约20人受伤,一名嫌犯已经被捕。

  据悉,警方在大楼中找到了爆炸装置,目前防爆队以抵达现场。事发时大楼内有超过170人,他们已全部疏散到安全地带。

  警方称,嫌犯是一名白人成年男性,作案时使用一把长枪,警方在逮捕他时双方并未交火。

  此外,该名嫌犯被捕后并不合作,他也并未携带身份证,FBI未能在系统中找到他的身份记录。

  记者戴维斯表示,枪手从玻璃门外开枪,子弹穿过玻璃门打中了几位雇员。戴维斯说:“没有任何比听见多人被射杀,而你躲在桌子底下,听见枪手再次将子弹上膛更可怕的事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对枪击案中的警方及急救人员表示感谢,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马里兰州州长称,“对这起悲剧感到伤心,我正与县执行长联系,现场警方已发出警告,让大家远离案发现场,为那些在现场的人和我们的社区祈祷。”

  报道称,Capital Gazette报社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Bestgate路888号,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拥有。事发后,警方还来到Capital Gazette报的母公司“巴尔的摩太阳报”警戒,但警方说是防范措施,“巴尔的摩太阳报”没有遇到威胁。

  原标题:美马里兰州枪击案嫌犯系白人男性 使用长枪作案|马里兰州|枪击|嫌犯

原标题:八桂儿女传:陈营:干一行爱一行的绿化树“理发师”

“平凡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在修剪班干了21年了,不仅仅是熟练,也喜欢这份工作。”广西北海市城市绿化管理站乔木修剪二班班长陈营说。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显得愈发重要,街道两边高大挺拔的树木为城市增光添彩。这些“靓丽外表”的背后,离不开像陈营一样默默付出的绿化树“理发师”们。

在市区街道中穿梭,油锯和过往车辆的嘈杂声萦绕耳边,修剪乔木时扑面而来的粉尘,高空作业的危险,酷暑严寒的煎熬——这就是绿化树“理发师”陈营的日常工作状况。

1997年,陈营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北海市城市绿化管理站,由于虚心好学,工作勤奋,很快成了班里的技术骨干。他所带领的班组负责北海市区北京路以东的道路乔木整形修剪工作,一年要完成修剪1万多株乔木的任务。

在常人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修剪工作隐藏着不少危险。刚结束作业的陈营将袖口挽起,一道道伤痕清晰可见。“几乎每天都会被树枝刮伤,早就习惯了。”

“这道伤口当时缝了20多针。”陈营卷起裤腿,大腿内侧一道约20厘米长的褐色疤痕露了出来。2001年的一场台风过后,陈营在清理倒伏的大树时从3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左腿被油锯割破,鲜血不止。陈营的同事许广坤说:“如果伤到动脉就更危险了,大家都说他捡回来一条命。”受伤后,领导曾考虑把他调到轻松一点的岗位,但是他谢绝了。

北海地处沿海地区,夏秋季节常常受到台风袭击。而台风过后是乔木修剪班工作任务最艰巨的时候,他们必须第一时间执行截割树枝疏通交通的任务。“不管风多大,陈营总是率先上阵。”许广坤说。

2014年的威马逊台风对北海市造成了极大破坏。“当时风雨还没停,还有树在不断倒下,感觉车都要被风吹翻了。”陈营说,从天刚亮就开始清理树枝,一直忙到晚上,路灯也不亮,大家只能用车灯照着进行工作。“雨水和汗水都分不清了,油锯的链条用断了,坏了就换一把油锯继续工作。”

在同事的眼中,陈营是一个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他非常有干劲,喜欢用行动说话,这也影响了他班组的同事。”北海市城市绿化管理站技术设备队队长杨家安说,陈营的班组工作积极性很高,干起事情来总能又快又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年来,陈营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在他眼里,这些荣誉只代表着过去。“我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很平凡的。”陈营说。

如今,陈营还坚守在乔木修剪岗位上,一如既往默默工作。“还有7年就退休了,我肯定会坚持到那一天的。”陈营笑道,黝黑的脸上绽开几条深深的纹路。

原标题:八桂儿女传:陈营:干一行爱一行的绿化树“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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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电 据外媒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判处温斯顿•布莱克摩尔重婚罪,据悉,他有24个妻子。

  据报道,和布莱克摩尔一起判刑的还有53岁的詹姆斯•欧勒尔,欧勒尔有5个妻子。

  根据法院的判决,布莱克摩尔将被软禁6个月,欧勒尔将被软禁3个月。 此外,两人还分别被处罚做义工150小时和75小时。

  报道称,布莱克摩尔第一次结婚是在1975年。现年61岁的布莱克摩尔其中的4个妻子结婚时只有15岁。他共有149个孩子。

  布莱克摩尔和欧勒尔是加拿大过去100多年来第一批获重婚罪的人。

  原标题:149个孩子和24个妻子!加拿大男子因重婚罪被判刑|温斯顿|哥伦比亚省|加拿大

  7月2日电 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加州野火持续延烧,在强风吹拂和高温助推下,野火席卷了数千公顷土地。政府已经发布红色警报,下令强制居民撤离。

  据加州森林防火厅消息,最新的野火于6月30日在优洛县(Yolo County)引燃,截止至当地时间7月1日下午,过火面积约达9000公顷,野火已经延烧至纳帕郡,且完全无法控制火势。超过100辆消防车和10多架直升机都参与了灭火工作。

  同时,加州其他多地也遭受野火延烧,湖郡县过火面积已达5726公顷,不过当地时间7月1日稍早,73%火势已获控制;圣约金县野火则已延烧约4977公顷,75%火势已获控制。

  报道称,“野火因少见的高温和强风迅速蔓延,北加州有1500人获令撤离住家。”

  原标题:美国加州野火失控延烧 政府下令强制居民撤离|加州|火势|强风

原标题:八桂儿女传:陈营:干一行爱一行的绿化树“理发师”

“平凡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在修剪班干了21年了,不仅仅是熟练,也喜欢这份工作。”广西北海市城市绿化管理站乔木修剪二班班长陈营说。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环境显得愈发重要,街道两边高大挺拔的树木为城市增光添彩。这些“靓丽外表”的背后,离不开像陈营一样默默付出的绿化树“理发师”们。

在市区街道中穿梭,油锯和过往车辆的嘈杂声萦绕耳边,修剪乔木时扑面而来的粉尘,高空作业的危险,酷暑严寒的煎熬——这就是绿化树“理发师”陈营的日常工作状况。

1997年,陈营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北海市城市绿化管理站,由于虚心好学,工作勤奋,很快成了班里的技术骨干。他所带领的班组负责北海市区北京路以东的道路乔木整形修剪工作,一年要完成修剪1万多株乔木的任务。

在常人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修剪工作隐藏着不少危险。刚结束作业的陈营将袖口挽起,一道道伤痕清晰可见。“几乎每天都会被树枝刮伤,早就习惯了。”

“这道伤口当时缝了20多针。”陈营卷起裤腿,大腿内侧一道约20厘米长的褐色疤痕露了出来。2001年的一场台风过后,陈营在清理倒伏的大树时从3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左腿被油锯割破,鲜血不止。陈营的同事许广坤说:“如果伤到动脉就更危险了,大家都说他捡回来一条命。”受伤后,领导曾考虑把他调到轻松一点的岗位,但是他谢绝了。

北海地处沿海地区,夏秋季节常常受到台风袭击。而台风过后是乔木修剪班工作任务最艰巨的时候,他们必须第一时间执行截割树枝疏通交通的任务。“不管风多大,陈营总是率先上阵。”许广坤说。

2014年的威马逊台风对北海市造成了极大破坏。“当时风雨还没停,还有树在不断倒下,感觉车都要被风吹翻了。”陈营说,从天刚亮就开始清理树枝,一直忙到晚上,路灯也不亮,大家只能用车灯照着进行工作。“雨水和汗水都分不清了,油锯的链条用断了,坏了就换一把油锯继续工作。”

在同事的眼中,陈营是一个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他非常有干劲,喜欢用行动说话,这也影响了他班组的同事。”北海市城市绿化管理站技术设备队队长杨家安说,陈营的班组工作积极性很高,干起事情来总能又快又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这些年来,陈营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在他眼里,这些荣誉只代表着过去。“我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很平凡的。”陈营说。

如今,陈营还坚守在乔木修剪岗位上,一如既往默默工作。“还有7年就退休了,我肯定会坚持到那一天的。”陈营笑道,黝黑的脸上绽开几条深深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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